不以文艺为耻的八十年代 | 壹读精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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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|闫红
快三十年前的一个夏天,我小姨带我和我弟弟去溜冰场,溜冰场的管理员,是个二十来岁的男青年,他通过自己的办法,和我同样年轻的小姨搭上了讪。在最初几句言不及义的对白之后,他们迅速把话题转向了文学,这个年轻人告诉我小姨,他刚刚朝小城的报纸副刊投了一首诗,正在等待编辑的回复。
我说了,这个年轻人是溜冰场的管理员,在那个科技不甚发达的年代里,他负责用肉眼辨识,溜冰场上,像鱼一样飞快地游弋着的人们,哪些游玩时间已经超过了门票规定的一小时,并且上前把他们驱逐出去。这身份,使得他无法不显得粗暴,尽管如此,听着他和我小姨大谈文学尤其是诗歌,还说他在上海旅游时试图拜访巴金,我都没有丝毫违和感。
在我们那个年代里,谈文学的人不古怪,不谈文学的人才古怪,征婚启事上都要标注一句“喜爱文学”,否则就无法引发美好的想象,我见到有人还细化到“热爱李商隐”。
我爸妈要看每一期的《收获》《小说月报》和《人民文学》,在饭桌上谈王蒙和张贤亮,后来他们又喜欢上了余华;邻居家上高中的哥哥和上大学的姐姐更热衷于谈论朦胧诗,北岛、顾城和舒婷,他们家有一本封皮黑乎乎的因此显得特别朦胧的《朦胧诗选》,我借回家抄了很多首,现在还能记住其中的很多句子:
“一切都是命运,一切都是烟云,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,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。”
“告诉你吧,世界,我不相信,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,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。”
“我是你河岸上破旧的老水车,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;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,照着你在历史的隧道里蜗行摸索,我是干瘪的稻穗,失修的路基,是淤滩上的驳船,把纤绳深深勒进,你的肩膊——祖国呵。”
……
不得不还回去时,无限惆怅。
有一天,我的堂哥来我家,带来他的一个朋友,和他一样,二十郎当岁的年轻人,在本市电力局工作。这位朋友听说了我对《朦胧诗选》的向往之后,说,他正好有一本,我可以到他们单位去取,他给我写了一个号码。
我将这视为来自成人世界的邀约,距离溜冰场遭遇诗人又有几年了,我已经长成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,对成年人世界,充满了探头探脑的好奇,认为他们一定在经历着一种更丰富更有意思的生活,但跟我父母又不同。如今我收到的这个邀约,还和诗歌联系在一起,我暗自惊心动魄,终于做足心理建设之后,我拨通了那个号码。
一个声音甜美的女人告诉我那人不在,又不无愉悦地追问我是谁,我只好说,我是他妹妹。她笑吟吟地(隔着电话也能感觉到)说,我没听说他有个妹妹。我无言以对,默默挂了电话。
我猜,这个女子一定是在爱慕着那个拥有诗集的年轻人,她心里很有把握,但还是对陌生来电有着温和的戒心,我猜想她性格斯文,长相和声音一样甜美,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办公室恋情,祝愿他们终成眷属。
我啰哩啰嗦地说这么多,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文艺气氛,我突然怀念它,是因为最近看了很多一些关于“文艺和钱”的文章。在最没有钱的年代里,我们自发地热爱文学艺术,如今经济发展了,居然有这样一个问题:“没有钱,谈什么文艺”,这种问句是作者的反讽也好,自嘲也好,都说明这个句子在日常生活中一再出现,在我们那个年代,还真没想过,钱和文艺有什么关系。
这个句式,还出现在关于“丑男”与“暖男”的问题里。有人说中国男人丑,就有人说,那是因为,再丑的男人,只要有钱,女人都能睡得下去;有人呼吁暖男,也有人问“没有钱的暖男,你会要吗”?我本来想说,有钱的男人,有冷暖之分,没钱的男人,也有冷暖之分,暖的总比冷的可爱一点。但很快,我意识到,这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,而是,和我们那个时代不同,如今的时代,阶层感实在太强烈了。
在这个“小时代”里,美丑冷暖文艺不文艺,都是没有意义的,似乎,人们被分成两个阶层,有钱的与没钱的,或者说,有资源的与没资源的——大部分年轻公务员没啥钱,在婚姻市场依旧受欢迎。
只要手中有资源,就一定会被仰视被赞美——冷漠是酷;粗暴是气场强;没文化叫做直爽;王思聪的毒舌不管着不着调,都会招来一堆女青年自认他们家少奶奶;当年梁洛施跟李泽楷刚好上时,明说了她不喜欢帅的,她喜欢黑的、胖的,不高的,她没说那个前提,当然首先得是有钱的。
电影里还在演屌丝和公主的爱情,你知道它真的只是在“演”,假如说在当年诗歌可以装饰煞有介事的灵魂,现如今早已唾弃了它的人们,选用名牌服饰装饰自己的周身。最具文艺范儿的安妮宝贝,也会让她笔下的男人穿“价格不菲的白色衬衫”,住开满鲜花的别墅,给未婚妻送黄金龙凤镯,在文艺女青年那里,文艺范儿还是一份提升身价的嫁妆。
似乎,这样,也没有什么不好。阶层感更强的社会,会让人们更努力,更上进,更想要超越自己的阶层,从而制造更多的东西。但我还是感到,与它制造了那样强烈的阶层压迫感相比,实在有些得不偿失。
在这样的社会里,人们的眼睛都像是自带二维码扫描,看一眼,就能够把你归类。我的女友是个高校老师,她跟我说起最近烂桃花比较多,还被某快递员示爱,这当然是个玩笑,我们也聊得哈哈大笑。但是,如果没有那么强烈的阶层意识,快递员的示爱,也不会显得这样荒诞吧?米兰·昆德拉的小说《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》里,托马斯被迫离开手术室,变成一个清洁工,照样艳遇不断,在当下社会,也许就会被人拟个标题叫做《骑着自行车去见情妇的有妇之夫》。
我不是肯定艳遇,我只是为自行车鸣不平。在我们那个年代,我看过一部电影,有个搬运工爱上一个女干部,朋友们都笑话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,他理直气壮地说,我长得也不丑,挣得也不少,我比谁差了?
放到现在,这位搬运工只怕难再有这种自信,人们会称呼他“屌丝”“loser”“穷矮挫”……还会拎一拨人跟他们相对应:“土豪”“高富帅”……搬运工标榜自己挣得不少,但能跟富二代比吗?即使不能像王思聪似的,老爹大手一挥就先划五个亿给他折腾,但真的像刘姥姥说的,人家拔根寒毛比你的大腿还粗呢。
在我们的时代里,我爸作为连级转业干部月薪五十二块,我妈作为工人只有二十八块,收入差别似乎不小,但大家都没什么家底,多那二十多块,若是有个贫困的农村背景,基本上也就扯平了。经济上无法攀比,倒空出大把时间来收拾自己的灵魂。
这是一。
其次,我老觉得如今社会人们这样急吼吼,也和计划生育政策有关,在我们那个年代,人们通常有两个以上的孩子,鸡蛋放在几个篮子里,有一种模糊的拉扯作用。一个兄弟三个帮,做父母的不会那么焦虑地希望孩子混到更高更安全的阶层去。如果不是执行如此严格的计划生育,中国经济是否会这样高速发展我不知道,但也许,人们能活得更从容一点,不会老惦记着超越阶层这件事。
这种阶层压迫感,给每一个人都带来伤害。最底层的人会被轻视被践踏,混得还不错的,也要虚心做更高阶层鼻息下的屌丝,并时时提防着生活下降。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,而最糟糕的,就是前面说的,你不觉中接受了社会的规定,知道什么可以爱什么不可以爱。
你还不断被告知,哪些人可以文艺,哪些人不必变美,哪些人再温暖也没有意义。社会变成一副巨大的十字绣,每一针一线的走向,都早有规定。这可能,是我最不喜欢十字绣的原因,内容还在其次。
我因此觉得我在铁艺店里遇到的那个小老板有一种英雄气质。那是在四年前,我要安装几个铁艺窗户,本城太湖路上很有几家铁艺店,我随机走进其中一家。老板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,不高,微胖,与我在装修过程中碰到的其他小老板唯一的差别是,他的桌子上,放着一本《红楼梦学刊》。
作为一个选择困难症患者,我没法当即确定是不是在这家定,看了几眼,就离开了,下次我再来,看见老板在翻读张爱玲的《红楼梦魇》。若是在我们那个年代,我也许立即就会和他展开关于《红楼梦》的讨论,但当时,我只是继续跟他谈价钱,确定款式,付定金的时候,我需要在他的本子上写下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,他抬头看看我,说,你是不是写过一本书,叫《误读红楼》?
我承认了,彼此却也没有别的话说,他优惠了一百块,这是在这个时代里,红迷之间比较合适的一种致意了。
窗户装完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,我有时开车会路过他的小店,他让我想起老作家刘斯奋说过的一个典故,说是在古代,有个南京小老板跟他的同伴说,他要快点收摊,好赶得上去雨花台看落日。我不想用文艺范儿这种词来形容这类人,他们给我的感觉,都像是一座房子,面积不大,装修简朴,但窗明几净,玻璃杯有清晨带露采下的玉兰和栀子,看得出,是被认真收拾对待的居处。
每个人的生活,都像是一处房子,有的人占地面积大,有的人仅能容身立足,但不见得只有大的才值得花心思,小的居处,同样应该被认真对待。毕竟人生只有一次,日子,最终是你自己的,不管是大还是小,都值得放进足够的美、浪漫和温暖,这些,应该是能够超越阶层的事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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