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力地爬上山坡

无力地爬上山坡黎荔
我看到无力感正在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发生,以庸常的姿态在社会各处灰扑扑呈现。
社会变迁的机制,让人不再具有那种超越性的宏大理想,而是被还原成为世俗生活而挣扎的社会原子,深陷于影响到生活的制度结构、社会结构中,无力挣脱。再加上某种曾经想象的未来,在改革的异化、艰难中,慢慢失去预期——这种挫败感的心理冲击是非常惊人的。举目四顾,庸常生活中的大多数人,只是上班路上嘈杂人群中的一员。人流裹挟着每一个无力的个体滚滚向前,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缝隙里,艰辛地囿于厨房和信用卡账单,为孩子的升学发愁,为房价股票的涨跌而焦虑争吵。
这是一个泛娱乐的年代,一个娱乐没有边界地大行其道的年代。其实,太多的时候不是我们痴迷于娱乐的方式,只是因为无力自拔、无力捍卫和坚守,所以不得不一次次被“软娱乐”。
这是一个处处充斥着阴谋论的年代。阴谋论为什么会泛滥?互联网上的泥沙俱下,固然是阴谋论的温床,但根源在于社会信任感的进一步失落和涣散,人们在越来越强势的政治与商业——它俩已经完全合体成为双头怪兽——势力面前的无力感,很容易转化为阴谋论。
这是一个“佛系”成为流行语的年代。我觉得现在正大火的“佛系恋爱”、“佛系上班”,“90后看破红尘”的背后,是对现实的无奈无力的一种自嘲:真出家不行,还不许我们过过嘴瘾么?前一天,还兴致勃勃谋划的事情,到了第二天,突然觉得毫无无意义。前一天跟别人说安慰的话,第二天就发现这些话多么无趣。最后,“有也行,没有也行,不争不抢,不求输赢,万事随缘”吧!红尘炼心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看待一切。连谈个恋爱,都难以唤起激情,总是不温不火,总是有气无力,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恋爱的“降级”。降级是无力者节省力气的活法。就这样吧,不然我还能怎么样呢?!
这是一个遍地“键盘侠”的年代。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的键盘侠们,在网络空间中,无论是否具备相关知识,都可以随意对任何人、任何问题发言,在每一个新闻热点事件中表达自己的看法,嘲笑政府、官员、学者、专家和各种权威,并因此获得一种虚幻的平等的感觉。虽然离开了网络,嘲笑和讽刺的对象与他们实际上并不平等。以虚拟人格得到别人的认同,的确能增强一个人的存在感,但关了电脑,侠客们其实心里雪亮,这只不过是对在现实生活中深刻的无力感的一点虚幻的补充罢了。
权威者充满掌控力,无所畏惧;无知者横冲直撞,毫不在乎,最尴尬的是被夹在中间的人,既无力承担,也无法放下,上畏大人,下惧刁民。越这样想就越慌张着急,越使不上力气,越觉得茫然无力。心一点不踏实,是一种踩不到地面的漂浮感。日复一日干着重复无趣的工作,打卡搬砖,蹉跎岁月,甘做一颗不起眼的螺丝钉。下班回家累得快要散架了,一碰到床就浑身无力,然而,在夜里静静幽幽地躺着,却又迟迟睡不着,仍徘徊在白天的现场,对于升职加薪的期待、对于买房结婚的焦虑、对于病痛失恋的恐惧,无法把自己拽离这些现实,却又无力改变现状。
中国人的无力感可能是世界上最浓厚的,鲁迅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容易受气也最容易使气的民族。当人们觉得自己十分渺小、卑微、无助、无力的时候,当他们在下意识里知道,就算自己怎么努力,也注定要一事无成的时候,他们就会特别盼望出现奇迹,无论是买彩票股票,还是求神拜佛各路大师。这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。关于无力感,在我脑海中,常常会浮现一幅画,那是美国画家安德鲁?怀斯1948年的油画作品《克里斯蒂娜的世界》。画面上,一个疲惫的、苍白的女人,蓬乱着黑发,匍匐在因为荒凉而显得美丽的黄色土地上,无力的双臂勉强支撑起上身,无助然而热切地凝视着天边的人家。画中克里斯蒂娜的原型是一名患小儿麻痹症而致残的少女,她瘫在地上,看不清她的脸,但是可以感受到她瞭望远方时的思考。克里斯蒂娜的世界,让我体验到病躯上的无力感与挫败感,画面上的形象引起我深切的恻隐之心:是什么样的罪,让她跪在地平线下,让她爬不到终点?
不过,少女在这满目荒凉的土地上,还是用那双发育不全的瘦削胳膊,支撑着身子,艰难地抬起了头,她看着远处,在那个遥远的地方,也许有着她向往的自由的畅想、自由的生活。克里斯蒂娜与其说是一个小儿麻痹症的患者,倒不如说是一个历尽千辛万苦的跋涉者,为了追求一种美好的愿望。这是我对这幅画的解读。
无力感的油然而生,这是人性和社会博弈的一个相当令人遗憾的结果。时代呼啸前进,摧枯拉朽,我们无力也无权阻挡这种变化的到来,只期待这一变化过程,能够不那么粗暴而残酷。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,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,因此这种“无力感”是普遍的,也是无比真实的。但是,也正是因为这种“无力感”,才更需要执着。许多人,之所以平静而坚定,活得从容,是因为他们看到,上世纪做不完的事情,可以这个世纪来做;那些一天永远做不完的事,可以用一生来做;那个爬也爬不完的荒凉山坡,可以一寸一寸地匍匐前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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